■ 本报记者 周文

日前公布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就撤销监护权制度进行了相应规定。其第25条规定：“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依法负有赡养、扶养、抚养义务但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监护人，应当继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扶养、抚养费用。自监护资格被撤销之日起3个月后，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

记者：规定撤销监护权制度的意义是什么？

李伟：一般来说，父母是孩子当然的监护人，能有效维护孩子的权益，但出于种种原因，有些父母监护“失职”或“不力”，甚至对子女实施虐待、伤害或者其他侵害行为，导致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此时，再让其担任监护人将严重危害子女的成长，甚至影响到孩子的安全乃至生命。为惩戒失职的监护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很多国家都设立了撤销监护权制度。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规定该项制度，回应了现实的需求，也是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必然要求。

记者：草案中的规定有哪些值得肯定之处？

李伟：与之前相关法律规定的撤销监护权制度相比，此条有两个亮点：第一，明确了依法负有赡养、扶养、抚养义务但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监护人，应当继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扶养、抚养费用。也就是说，即便被剥夺了监护权，该承担的赡养、抚养、扶养义务还须承担。第二，规定了监护权复权制度，被撤销监护权的人，如果撤销监护的原因消失，可以在3个月后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

记者：我国民法中也就撤销监护权制度进行了相应规定，其实际运行情况如何？有哪些经验可以吸取？

李伟：《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了撤销监护权制度，《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五条也对此予以重申，但实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二十几年来，司法实践中只有二三例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也都是近些年发生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典型案例公布的［2014］仙民特字第01号案件。在该案中，福建省仙游县法院在村委会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对一名虐儿的生母判决撤销母亲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村委会担任监护人。然而，更多的案件则在昭示着撤销监护权制度的不完善之处，比如2013年的南京饿死女童案，作为法定监护人的母亲怠于行使监护权如此之久，为何没有启动撤销监护权程序，都值得思考。

撤销监护权制度处于失灵状态，主要原因在于申请主体不明，尽管《民法通则》第十八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均规定了“有关人员或有关单位”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权，但“谁”是有关人员和有关单位？如果相关亲属和单位没有意愿提起诉讼，未成年人本人恰恰又没有资格独立提出申请，则案件根本无法进入司法程序。

而之所以无人提起撤销监护权诉讼，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监护人的资格被撤销后，谁来承担监护责任的现实难题。

记者：要想该制度在实际中真正“落地”，尚有哪些需要完善之处？

李伟：要想撤销监护权制度真正“落地”，最关键的是观念的转变，“孩子是国家的而非个人的”要成为普遍的观念。这一观念包括两个维度，对于法定监护人来讲，照顾孩子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义务，更重要的是义务；对于政府来讲，照顾孩子也是政府的责任，当法定监护人对孩子不利时，政府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具体来说，要明确撤销监护的具体情形，对于撤销监护权的提起主体，建议除原先法律规定主体外，还要增加民政部门，或者专门成立的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来提起监护权撤销之诉。其次，要明确监护权撤销与转移的具体程序，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监护权撤销与转移流程，包括报告制度——临时救助——评估报告——监护权撤销之诉——法院裁决。再者，撤销监护权之后，孩子的监护权转移给谁，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此外，还要明确监护权复权的相应条件等等。总而言之，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的撤销监护制度，相比《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有进步，但在具体程序和操作上还有待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