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案件
本报记者范传贵刘建
由于母亲一口拒绝向自己提供留学日本所需的学费、生活费,刚下飞机的24岁男青年汪佳晶从背包中拿出尖刀捅向母亲,就此在上海浦东机场上演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刺母血案。
10月31日9点30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浦东机场“留学生刺母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汪佳晶有期徒刑3年6个月。
这一案件从发生至今一直为公众广泛关注,而汪佳晶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上一个“自知力无”的名词,在被其辩护律师引用做无罪辩护的理由后,更是掀起了广泛的讨论。究竟何为“自知力无”?这与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是否相关?《法制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访。
留学生刀捅亲生母
今年3月31日,在日本留学近5年的汪佳晶从日本东京乘坐飞机回到上海浦东。登机前,汪佳晶曾致电母亲急需生活费,表示自己“没钱了,都要饿死了”,在遭到母亲拒绝后,汪佳晶愤然搭机回国。
当晚8点30分,汪佳晶抵达上海浦东机场,拿好托运行李后,他在候机楼见到了母亲。汪佳晶事后承认,当时他问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钱到底有没有,给不给我”,然后双方发生争执,汪母明确表示已没有财力再供其继续求学,汪佳晶随即走向出口处,汪母紧随其后。
当听到身后的母亲唠叨“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时,深受刺激的汪佳晶从随身的托运行李包内拿出两把尖刀,对母亲头部、手臂、腹部、背部多处进行砍、刺,毫无防备的汪母受伤后最终倒地,汪佳晶在逃离现场时被民警抓获。汪母的胃、肝等多处内脏破裂,一度生命垂危。经法医学鉴定,其伤势构成重伤。
“我脑子一片空白。”到案后,汪佳晶曾这样描述自己袭击母亲时的情形。
2011年6月,经司法鉴定,汪佳晶患有精神分裂症,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具有受审能力。8月1日,公安机关以汪佳晶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9月14日,检察机关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
10月20日9点30分,这起备受社会关注的“刺母案”在浦东新区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自知力无”可否免责
在此前的庭审中,公诉人指出,被告人汪佳晶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鉴于汪佳晶作案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汪佳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尽管两处提到“从轻处罚”,但汪佳晶的辩护律师对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根据检方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谈及汪佳晶“自知力无”,这证明事发当时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辨认自己行为的能力,既然作案时属于发病期,主观意识已经丧失,汪佳晶应当不负法律责任。
而作为受害人的汪母护子心切,也一再强调是自己忽视了儿子的精神疾病:在今年日本地震时,儿子曾经告诉她“耳朵里有异响”。而早在2009年,她和丈夫也已经发现儿子的行为有些异常。“有一次他回国,我们3个人走得挺好,突然他大叫一声,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对于辩护人和家属的这一观点,公诉人认为,这是“断章取义”,鉴定书中的完整表述是:“谈及与母亲的争执时,自知力尚可；在日本的种种不如意时,显得情感欠协调,主动意志活动病理性增强,记忆、智能尚可,自知力无。”
至于鉴定书对汪佳晶作案时的控制自我行为能力,公诉人认为鉴定书的分析已经非常明确,鉴定书的意见是,汪佳晶患有精神分裂症,本次伤害母亲行为源于因为要钱与母亲发生争执,而并非受幻听、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直接影响,但作案时处于发病期,细腻情感方面存在明显障碍,对作案行为的控制能力削弱。公诉人指出,“控制能力削弱”的意思就是指没有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即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1天后,“自知力无”应予免责的说法被法院否决。在一审判决中,汪佳晶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法院认为,被告人汪佳晶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辩护人提出根据鉴定报告汪佳晶案发时“自知力无”,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构成犯罪的意见,法院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上所称的“自知力无”是指被告人汪佳晶在谈及在日本的经历时对自身患有精神疾病的病情没有主观认识,缺乏“自知力”,而不是指汪佳晶案发时对自身行为丧失了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以“自知力无”来否定被告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片面的,更是对“自知力无”的误读,法院对于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自知力无”≠无辨认控制能力
究竟何为“自知力无”?被告人有无“自知力”与承担刑事责任是否有关?《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司法鉴定专家、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法学院教师郭华。
“按照司法鉴定领域的定义,自知力是指对自己有没有精神病,或者说对自己精神状态是否正常的认知能力,‘自知力无’的意思就是说他认识不到自己精神状态不正常,更通俗点说就是他觉得自己没有精神病。”郭华向记者解释。
郭华还表示,很多精神病患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精神有问题,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即便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精神病,这也与他对自己行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关。”
郭华分析,在这个案件中,关键要看汪佳晶的精神分裂症在他实施“刺母”这一行为的时候,对行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影响程度。这个精神病是否影响他辨认自己在做什么,是否影响他控制住自己的行为能力,这是判断的关键。
“一般而言,正常人是不会轻易下得了手去捅自己的母亲的,那么汪为什么会捅?因为他们发生了争吵,发生争吵后情绪激动所以才产生这种行为,这样的情况应该说明他的辨认能力是不弱的。”郭华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正对应了司法鉴定中说的“限制行为能力”,也就是说,这个病只是削弱了他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而非完全消除,所以还是应该承担责任的。
案件审判长、浦东法院刑庭庭长、全国优秀法官马超杰在案件宣判后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马超杰指出,对于司法鉴定意见,我们应当全面、客观地理解。鉴定书的分析意见非常明确,被告人汪某案发时虽然处于精神分裂症发病期间,但他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马超杰强调,鉴定书中这样说:“本次伤害母亲行为源于因为要钱与母亲发生争执,而并非受幻听、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直接影响,但作案时处于发病期,细腻情感方面存在明显障碍,对作案行为的控制能力削弱。”也就是说,此时的汪某并没有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只是这种控制能力有所“削弱”,因此根据刑法第18条第3款的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