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0日，“中国公共采购法的实践、发展与改革”研讨会在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模拟法庭召开。这次研讨会由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公共采购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曹富国主持，会议邀请了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主任高晓东、中国政府采购报副总编辑范春荣作为主发言人，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科研处处长李桂君教授、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财政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姜爱华副教授担任评议人，一同参会的还有部分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博士、硕士研究生。
自我国1993年颁布《招标投标法》和2002年颁布《政府采购法》以来，公共采购机构、采购事业已经历了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新一轮的公共采购改革也即将开启。本次研讨会正是以此为历史背景并承接 “简政放权”的新时代精神下召开的。
研讨会首先由曹富国教授做了政府采购法改革的背景介绍，曹教授认为在缺少本土化的政府采购经验和以反腐为立法目的而制定的政府采购法运行了十几年后，出现了新的问题，尤其是反腐为目的的诸多法律影响了公共采购的设计与实施，为规制而采购还是为一个为价值而采购成为公共采购法改革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公共采购法的体系与制度、十几年来我国政府采购本土化的实践以及将外部的立法作为支持是我国第二轮公共采购立法必须重新思考的问题。此外，拥有我国最为专业、数量最多的专业政府采购人的集中采购机构确没能发挥其效用，集中采购机构多沦为中介市场，是我国政府采购改革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同时针对当下各地力推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曹富国教授提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有三种形式：“壳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区域性的公共资源交易所”。曹富国教授坦言“只有区域性的公共资源交易所才是下一步应该发展的方向，由专家来交易，采购专业化、职业化才是构建的方向”。
高晓东主任以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的建设为例，阐述了我国公共采购体制的弊端及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他认为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采购作为国家预算下的一个项目已经有了“反哺” 预算及其执行的效果。这一效果集中体现在政府采购中心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采购数据，对这些非结构化数据的结构化与深入的分析挖掘已经有了初步的结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协议采购”系统的开发与运行、在计算机采购上的主动议价能力等等。针对我国政府采购立法为规制而规制，高主任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唯价格论”的体现，一方面导致供应商利润的大副压缩，恶性竞争必然出现；另一方面这也是对采购人需求的无视，必将导致采购人得到的服务的降低。
范春荣总编辑从我国自政府采购机制构建以来对此领域从“反腐利器”到“质次价高”再到“专业化采购”几个关键词的变化及其原因入手，阐述了当下政府采购改革的三个方面。她认为我国政府采购改革应当还权于采购人、放权于集中采购机构、限权于评标专家。
李桂君教授也总结了从具体的采购实践过程中得出的经验。他认为专家评标的作用的已经走向异化，成为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推卸责任的一种工具。即使认定了评标委员会存在错误，我国当下的法律法规也并未对其施加任何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且评标委员会的组成结构、评委会人员的素质等状况也完全背离了评标委员会制度设计的目标。同时，在高主任介绍了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数据库的现状后，李桂君教授对此表示了极高的兴趣，认为可以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分析，并用数据所展现的趋势、构造来判断采购人需求的合理性、集中采购的质量等作用。
会议最后曹富国教授做了总结陈述。曹教授认为简政放权的趋势体现在政府采购中也是放松管制的改革方向。采购专家数据库的出现、投标书越来越厚等已经成为为规制而规制的政府采购的典型后果。当下已经有了放松管制的基础因素：经过几十年发展起来的职业采购人、采购队伍；采购政策功能运用；严格的采购程序带来的弊端等等。作为规制的可替代手段也已经形成：采购合同的公开；初步成型的采购数据库；专家作用的前移而形成的对采购多方位规制的模式等等。此外，政府采购制度的国际经验也展现了一种放松管制的趋势。曹富国教授阐明，我国的政府采购法、采购制度的目的正在走向回归，转型中的政府采购制度在“Procurement For Rule Or For Value”已经做出了抉择。
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契机的新一轮改革中，政府采购体制改革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三驾马车之一，也站在了政府与市场边界划分的最前沿和最具争议的阵地上。这次座谈会对十几年政府采购实践的经验总结构成我国深化改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悉，这次研讨会也是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公共采购法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曹富国教授已邀请诸位采购领域的专家参与教学过程，这些专家涵盖了国家级采购中心至地市级采购中心改革中思想最为先进的代表。同时与会的采购专家、学者也表达了对青年学生殷切的关怀和期望与期待我国政府采购体制更深入的改革和采购职能的完全现代化。
（供稿人：李英祥）
